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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


    论赵高
    历史有时会玩弄一个恶作剧。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于是,哪怕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也使善恶、忠奸、美丑一下子都被颠倒,甚至成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王朝分崩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
    赫赫烈烈的秦帝国建国以后,秦始皇帝曾踌躇满志地想: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记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秦王朝传不过三世,享国仅及十五,便江山易姓,国破家亡。究其原因,自然很多。赵高所起的作用,虽不是根本原因,也是重要原因,汉朝人说:秦使赵高执#而复其车。清代人说:#二世之首,欲灭宗室,约楚降,而分王观众者,赵
高也。
                                 

 (一)


    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为赵高列传。他是鄙薄这个人物,还是赵高不足以列传,不得而知。但是,从《秦始皇本纪》、《蒙恬列传》、《李斯列传》等文中,却散见着赵高的生平行事。所以,赵高卑污的一生,还是比较清晰的。赵高是赵的旧贵族。他的父亲受了宫刑,母亲被收为官奴婢。她与人野合,生下的孩子都承赵姓,也都受了宫刑。赵高的生年,应早于始皇帝5~10年,即公元前249年前后,死于公元前206年,即秦二世三年。秦始皇帝为秦王时,因为赵高有强力,通于狱法,任命他当了中车府令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同一个县令的级别差不多。虽然不算重用,但对一个阴谋家来说,任何一片枯叶,都能成为他的进身之阶。官虽不大,但却是秦王的近臣,这就非同小可了。所以,这个台阶也就为赵高奠定了发迹的基石,也为秦王朝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一个中车府令,当了十余年。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十月(公元前210年),是赵高跃入龙门的重要时期。这一年,秦始皇帝最后一次出巡。丞相李斯、始皇帝的小儿子胡亥、中车府令赵高等相从。赵高并兼行府玺令事,掌握了府玺大权。器乐,秦始皇帝回程中到了沙丘(今河北巨鹿东南),得了重病。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便叫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旨意还未送走,这位千古一帝便与世长辞了。于是,赵高便使出了浑身解数,摇唇鼓舌,往来于李斯、胡亥之间,利用胡亥与扶苏,李斯与蒙恬面临的权力分配的矛盾,打着自己的算盘,他要在新的双方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一方,作为暂时投靠,进一步向上爬的靠山。矛盾的双方,胡亥与扶苏是主要矛盾,而胡亥贴近始皇帝,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赵高托荫的也是胡亥。他曾为胡亥教过狱法。赵高怕的是扶苏执政。因为扶苏信任的是蒙恬。他曾有过大罪,秦王令蒙恬的弟弟蒙毅处理,蒙毅判了他死刑。秦王对赵高有所偏爱,免了他的罪。赵高清楚,如果扶苏当皇帝,蒙恬必受重用,哪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呢?于是,他费劲心机,导演了一出宫廷政变,遏制了扶苏继位。
    二世胡亥是这个政变的核心。赵高看准了这一点。他利用二世与扶苏在皇位继承上的矛盾。他扣下了始皇帝的诏书,向胡亥进行策反活动。他利用臣人与见臣于人,制人与见制于人,岂可同日道哉!煽起胡亥的权势欲,促成胡亥当皇帝的野心。然后以汤武革命,天下称义,卫君杀其父,而卫国载其德这些堂堂皇皇的历史事件,为其政变刷上一层正义的灵光,实际是遮羞布,使胡亥不致做贼心虚。这大约也就是盗亦有道吧。把神圣的灵光涂满小丑的咀脸,借以行其奸,似乎成了历史上一些奸邪小人演示其丑行的常规。说动胡亥以后,他让胡亥断而敢行,惟恐后时,促使胡亥抓紧时机,早些下手。
    李斯的态度,是这场政变的关键。但是,赵高说通了胡亥后,李斯实际已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但是,李斯是有权力欲望的。他奔向秦国的思想动机是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就是赵高觉得有把握说动李斯的思想基础。这位在名利面前患得患失的李斯,正因为名缰利锁,而掉入了赵高的#中 。赵高对李斯的策动就是从李斯的这个弱点入手软硬兼施而取得主动权的。他先说始皇帝赐长子书及府玺皆在胡亥处,抬高胡亥的权势,让李斯掂掂斤两。然后让李斯自己同蒙恬相比,说明扶苏一旦执政,李斯必不发达。然后举出秦罢免丞相、功臣,没有及于二世者也。使李斯自感地位动摇。如何巩固既得利益呢,赵高亮出了最后一著,上下合同,可以长久;中外若一,事无表里。君以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拜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是以为寒心。赵高的话,句句关系到李斯的个人利益。这是致命的一击。这位为求权势,以老鼠自况,为求权势,害死自己的同窗挚友,缺乏气节的李斯,最后仰天而叹,垂泪太息,同意了赵高的政变计划,被赵高栓上了胡亥、赵高、李斯联盟的战车上了。
    以胡亥为首,但以赵高为中心的政变集团组成了,于是他们诈称始皇帝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赐扶苏死。扶苏接到书信后,即自杀,除掉了胡亥即位的第一个巨大的障碍。他们到了咸阳,为秦始皇发丧,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赵高也升任郎中令,常侍中用事。赵高乃市皇帝的近臣。而这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于是,野心家的阴谋,便可以肆志以逞了。


(二)


    野心是一把屠刀,一个野心不断膨胀的人,是会挥着屠刀向一个阻拦他达到狂妄目的的人砍去的。哪怕这个人本人无心去阻拦他,但只要他认为这个人是一个绊脚石,都不能逃脱。哪怕这个人曾是他的亲密伙伴,也不能放过。赵高的野心随着他的阴谋的得逞而不断膨胀。
    如果说赵高拉拢胡亥、李斯,终于达到了立胡亥为太子,是用了战国纵横家的本领,鼓如簧之舌而成功的话,那么,他达到了第一个目的后,,便念念不忘的是法家的一个糟粕思想,即韩非说的: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御贤者也。就是说,本事大与否,品德的好与坏,都没有什么了不起,重要的是要有权势,有地位。于是,他便在势与位的阶梯上,运用权术,步步近逼。他的策略是,利用胡亥、消灭异己;孤立胡亥、窃取高位。
胡亥做了皇帝,并不是事件的结束。赵高忘不了:蒙恬、蒙毅手握重兵,宗室大臣,窃有异议,这些总是他实现阴谋的严重阻碍。他要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在应该走第二步棋,即利用胡亥,消灭政敌。他的基本策略是由远而近,由疏而亲;主要方法是挑拨离间;打的旗号是维护二世的地位。他向胡亥进谗言说:臣闻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不可。若知贤而愈弗立,则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若诛之。于是,胡亥派曲宫杀了蒙毅,以后又迫蒙恬服毒自杀。野心的行动,但是残忍和阴毒。除却了蒙氏弟兄。赵高便回手来对付始皇帝的宗室和故臣。他向二世建议: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先帝之故臣。二世接受了这个建议,重新立法,各大臣及诸公子有罪,都令赵高处置。这无异于驱羊群入虎口。结果,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务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公子高想跑跑了之,于是上书愿为始皇帝丛葬于骊山。秦俑考古队在秦陵东侧的临潼县上焦村发现十七座秦代墓葬,清理了八座。其中有男有女,四肢分裂,身首异处,有带箭,骨骼分离,其情可惨。但陪葬品比较豪华。简报编写者认为,这是秦始皇的宗亲或大臣的陪葬墓。另外,公子将闾昆弟三人,也因被诬,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拔箭自杀。
    经过由外及内,先易后难的处置以后,朝内唯一可与赵高抗衡的,只剩下沙丘之谋的合作者李斯了。赵高便及时的将屠刀挥向李斯头顶。赵高知道,李斯也不是无能之辈。于是他设计了一个牢笼,让李斯去钻。《史记.李斯列传》中对这一过程,有着详细的描绘。这些描绘揭示了赵高的内心世界,使赵高的污浊灵魂及酷毒形象,跃然纸上。他先诱导二世沉醉于酒色享乐之中,不理朝政。然后,又以忧国之心,让李斯规劝二世不要沉溺于酒色。赵高给李斯安排了一个特定的环境。即在二世正玩的兴浓的时候,让李斯去触霉头,拂逆鳞,引起二世反感。赵高则乘机向二世说,一是沙丘之谋,李斯参与,未得贵重,心怀不满;二是陈胜、吴广起义,李斯的大儿子李由同起义军勾结;三是李斯权重,威胁二世。这三点,每点都足以使耳世心动神# ,也都足以致李斯于死地。于是,二世先叫人审查李由的通盗罪。李斯此时见也不见,并下令其以李斯属郎中令,由赵高处置李斯与李由。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二世二年(公元前二0七年)七月,李斯被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市,同时大吃大喝,耀武扬威的政治家,就是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对秦始皇帝的统一大业作过不少贡献,有过巨大建树,又是以为有才气的文学家、书法家。却因为私心太重,利欲熏心,随波逐流,而湮没在自己追逐的浪滔之中。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评论他,持利禄之重,阿顺苟合,书不错的。这是李斯卑劣的一面,但他仍不愧为一代政治家。李贽认为:李斯杀人众多,应受此报。自是亢龙之悔。然,斯,龙也;高,蛆也。后人以两人同传,冤哉。李贽的感慨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果报应之说是不对的。这是李斯的悲剧性格造成的悲剧结局。李斯一死,秦王朝的大权便落在了赵高的手中。
 

(三)


    李斯死后,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都决定于赵高。但是,这时赵高的欲壑,岂是中丞相这个位子可以填补的。他有着更大的野心。野心的产儿便是严刑苛法。他要用杀人为自己立威,爬上最高统治地位。秦始皇帝的专制和言刑已经为秦王朝埋下了潜在危机。这时需要的是温和政治,以发展生产,缓解人民的紧张心理。但是,赵高为了达到他的卑鄙阴谋,鼓励二世,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先坐诛,至收族。以至法令诛日益刻深。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也上书二世,重申韩非、商鞅法制思想中的严酷一面,让二世行督责之术。这不啻是火上浇油。于是,税民深者为明吏,刑着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杀人众者为忠臣,群臣人人自危。这便是二世以后秦的政治。贾宜说: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资也。秦王朝到了这时,自君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秦王朝处于风雨飘摇的危乱之中。
    贤者见乱则忧,奸佞见乱则喜,他可以在纷乱中乘乱而入,夺取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赵高乘乱而作,一步步进行着阴谋活动,向着窃取最高权位的目的走去。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6),为了测验大臣们的心理,他在秦宫中导演了奇特的民意测验。这便是臭名昭著的指鹿为马,束蒲为脯的丑剧。接着,令他的女婿阎乐逼死胡亥于望夷宫。胡亥这位无能而又残忍的可怜虫,死到临头,还在无耻的同阎乐讨价还价。他由愿得一郡之王,逐步降到愿与妻子为黔首,也得不到同意,才无奈自杀。二世死后,赵高权衡轻重,审时度势,琢磨人心,觉得自己还是当不了皇帝,才立了子婴为王。这一方面是中国古代人正统观念的心理状态使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赵高多行不义,遭到正义力量反对的结果。所谓神鬼不佐,无非反映了天怒人怨在赵高内心深处造成的邪恶心理对正义情绪的恐惧心态。
    这时,农民起义军已对秦王朝造成四面楚歌之势,秦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人心不思报效以赵高为实际通知者的秦朝。章邯感到,在赵高的淫威下,战胜战败都不免获罪,率领秦军主力投降了项羽。穷途末路的赵高,周旋于刘邦、项羽之间,约与他们灭秦宗室,分王关中。刘邦恐其有诈没有同意。不久,他便被子婴所杀。李贽赞扬子婴这一义举时说:子婴此时何等孤弱,乃刺杀高如腐鼠,此何等识,何等才,何等胆,真贤主也。但是作为秦朝已经难以挽救了。刘邦入关中,子婴即系领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府,降轵道旁。秦王朝统一不到十五年,子婴上台四十六天,赵高为中丞相不到一年,却覆灭一朝。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政治的终结》一文中曾经说过的: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太多的场合下所以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想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秦王朝没有传至万世,赵高也没有达到野心的顶峰。
    赵高推着阴谋的车轮,沿着他酿成的血腥道路,走上了高位。他运用阴谋、机诈、权术和恐怖,给自己铺成了达到权势高位的台阶,同时也挖成了跌向粉身碎骨的深渊。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自己把自己钉上了万劫不复的耻辱柱。
 

(四)


    赵高死了,秦王朝灭亡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从宏观和微观世界消失了;作为一章历史,也翻过了一页。但是,人们往往喜欢从历史的轨迹上看一看斑剥的遗迹,以评#人物的优劣,或汲取历史的教训,或在现实中找历史的影子,或者纯粹是饭后的谈助,。其实,如果能正确汲取历史教训,那么历史也能净化人的心灵。这也是赵高至今虽被正直的人唾弃但未被人们遗忘的一个原因吧。
    从汉朝以来,大多数论者对赵高都持否定态度,深恶痛疾。贾谊的《新书》、陆贾的《新语》及桓宽的《盐铁论.周秦》等著作中,都谴责了赵高的玩弄权术和酷毒,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来对待,唐柳宗元认为,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明王夫之指出,秦之所以殄灭而降辱者,重要的原因在于任命赵高这个小人,狎及小人,而祸必发于小人。明朝另一位思想家李贽则直截了当的呼赵高为蛆也,可胜洙哉。这些本是历史之公论。但是,由于作家的个人主体意识的原因,对赵高还有另外两种评价。一种是含情脉脉地认为赵高是实行了一条曲线报仇的路线。明人赵时春在《史论》中说:赵高本赵公子,为秦擒,被宫。六国未判于外,而高先行阴谋于内,欲亡秦而报赵久已。其君不悟,举天下而听之,悲夫!赵翼《除佘丛考》卷四十一载了一条在今本《史记》中没有的《索隐》佚文:谓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认为高直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清代学者平步青又引欧阳轩《月到山房诗.赵高》诗云:当年举世欲诛秦,那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于是,小丑成了英雄,奸行变成壮举。无论作者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什么心境,这种说法都是难于为人们所接受的。正如我们判断一个人,必须就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一样。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人物,应该看他的行动对历史发展,对当时的人民带来的是蜜果,还是苦水。从目的上说,赵高从头自尾不是为了反秦,而是为了谋位。为了这个目的,他用了许多阴谋诡计,不但使秦国的忠臣良将宗亲和扶苏、蒙恬、蒙毅、冯劫、冯去疾、李斯及诸公子死于非命,而且在全国造成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的恐怖局面,造成百姓罢敞,财匮力尽的经济危机。可以说,赵高的一生,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个野心家由篡权到失败的历史。他的篡权的每一个步骤都给人民带来了痛苦,都在逆转着历史的发展,都在破坏着社会生产力。他是历史的罪人。另一种评价,是前些年的政治形势下的新产物,把赵高纳入了两条路线的旋涡。说赵高改变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大搞复辟活动,是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秦始皇帝有没有一条法家路线,不是本文研究的课题,把赵高作为一种势力的代表,确是抬高了他的身份。从利益的始端来讲,赵高倒是秦始皇帝的一位重要助手。统一文字,他便是重要任人物之一。慑于始皇帝的威势,也因了当时他的地位,在始皇帝时,赵高的阴谋活动并不露骨。始皇帝沙丘病重,立即面临着封建地主阶级内部权利再分配的斗争。赵高趁机而起,参与了这种分配,并逐渐成了这一分配的主角。要说他能代表什么的话,他代表了剥削阶级中那些贪婪、狡诈、酷毒、权欲熏心的那一部分人的行为和心态。是秦王朝在始皇帝统治下特定环境中的一个怪胎。
 

(五)


    我们不同意平步青等人以及前些年那种为赵高曲为之说的看法,是因为这些看法没有把握赵高行为的本质特征及其扭曲了的性格,模糊了赵高这一历史人物的特殊的认识价值。赵高是中国历史上那一类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的人物。他集奴颜婢膝,忍酷毒,阴险狡诈,有求则竖子可为父执,无求则狠之欲灭人九族。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对梯也尔的描述用之于赵高,庶几近之。马克思指出:梯也尔是一个玩弄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他一失势就不惜鼓吹革命,而一旦大权在握则毫不踌躇地把革命浸于血泊;他只有阶级偏见没有思想,只有虚荣心而没有良心。他的社会活动编年史就是一部法国灾难史。赵高同梯也尔最染不是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阶级,但属于同一性格、同一类型的历史人物,也同样是本阶级中最腐败的代表。
    但是,赵高也同历史上的其他奸臣有所不同。他同李林甫、秦#、魏忠贤等,均在似与不似间。这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形成,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发展历程。赵高这个怪胎的形成,有其特殊的过程和社会背景。秦始皇帝同意六国后,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优谩斯以取容。贪于权势。采取了一条独断专行,严刑峻法的统治路线。他又多疑少思,且精力及才思过人。博浪被击,大索天下;兰池逢盗,大索关中;侯生逃遁,焚书坑儒;法严令苛,偶语弃市。这样,便造成一种忠智者息声,奸佞者并进的一种社会政治气候。这是培养奴才的土壤。赵高本人,出身于赵之诸公子,与秦同祖,但地位悬殊。这对于具有储藏动向和市侩动向性格的赵高来说,一方面企图占有,另一方面是为了占有而出卖自己。这是一种二律背反的现象,但他统一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于是,他自宫以进,作了宦官。于是这种病态的心理,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肉体的变化,促使着心理的同步变化;情欲的被遏制,转变成从权力欲来补偿。王夫之在谈到宦官这类性变态的心理特征和权势欲时指出:愍不怕死,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自宫之人,其毒更甚,其谋富贵何所不为。这便是赵高行为的心理机制。赵高是懂法律的,但他不是法家。他学到的不是法家的基本理论,而是法家法、术、势中的术。韩非子曾讲过七术。七术之七便是倒言反事,以尝所疑。举的例子便是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东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而赵高在二世朝上,指鹿为马,束蒲为脯,以青为黑,以黑为黄,用以设验群臣。这不是偶然的相似,而是师法的继承。他和法家的缘分也就是这些。所以他当不了思想家,而只能当奸佞者。以上这些,便造成了赵高行为的必然性。
    秦始皇帝终究还是中国古代一位有为的皇帝,仅凭者谄媚的才能,不见得会得到他的宠信,还必需一点真才实学。赵高也是有些才识的。他通于狱法,所以被举为中车府令,同时给胡亥教授决狱、法。他还是一个书法家,作《爱历》六章,与丞相李斯的《苍颉》太史令胡毋敬的《博学》并行于秦世,即所谓秦篆者也。他的这些才能在秦始皇立国时统一文字,统一法令,自然会起到作用的,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有贡献的。赵高便是用他的学问加上投机的本领,才取得了始皇帝的信任,以致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官籍。帝以高敦于事也,赦之,复其爵。使一个阴谋家逃脱了惩罚,并进而巩固了地位。这便助长了谄谀之风,抑制了直谏之气,奖掖了赵高之徒,造成亡辅弼之臣,无进谏之士,纵恣行诛,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是以道谀婾合苟容。本来就首鼠两端的李斯,到此时也更坚定不起来了,采取了阿顺苟合的态度,严威酷刑,听高邪说,直到沙丘之谋,倒向赵高。所以说,秦代的政治社会背景,为赵高的出现提供了温床。在这种形势下,必然会出一些这类人物。即使不是赵高,也会是钱高或孙高、李高。正像恩格斯讲的,即使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需要有另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赵高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研究做根本的任务之一,应该是理解人类的行为和人际关系。这一点,汉代人在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时,曾经频频地指出了赵高行为的历史危害。执#非其人,则马奔驰,秦使赵高执#而履其车。唐太宗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接受了赵高的教训。他向房玄龄等曰:#之一天下,克胜四夷,唯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不减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辅#,毋进谀言,置朕于威亡也。文学是研究和面对人生的。诗人们也奖缪思的琴弦,调向了赵高。赵高胡亥速天诛,金铁锋销鹿上殿,权臣为乱多如此,亡国时君不自知。他们从丑恶中悟出了美善,从失败中悟出了前途。这种提供人们认识美与丑,善与恶,忠与奸,真与假的作用,便是赵高的一点历史价值。
    唐太宗曾向侍臣说过: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上许多事和人物,都表现了惊人的相似。似乎一些后代的人都在继承和效法着前代的一些人的性格和行为。虽然由于各人的出身、经历、地位不同而有区别,但客观观察相差无几。他们同样表现着善与恶,贤与不肖。司马迁说《春秋》之义,其中之一便是下辩人事之纪,善善恶恶,闲闲贱不肖。刘知几也认为,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欲?盖史官之责也。也注意到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的历史教诲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贼臣逆子的教诲惩戒作用,有些比贤人名君的榜样示范作用还要深刻,更能促人猛省。因此,汉唐以及以后诸名君及有为之士,十分注意历史上的邪恶对人的教诲作用。有些精辟的分析,鞭辟近理,似鸣警钟。贞观十一年,因为阉竖谮越,魏征就曾向唐太宗上疏论证对待阉竖小人之法。君闻为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恶恶,近君子而远小人。善善明则君子近矣,恶恶著则小人退矣,近君子则朝无秕政,远小人则听不私邪。小人非无小善,君子非无小过。君子小过,盖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铅刀之一割。铅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重恶也。白玉微瑕,善贾之所不弃,小瑕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谓之善善;恶君子之小过,谓之恶恶,此则蒿兰同臭,玉石不分。关键在于君主的态度。因为齐桓为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宫中多饿死。太宗认为是切至之意,赐绢三百匹。贞观之治,名垂青史,在自制路线上注意了清除奸佞小人,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时,我们总揽历史,凡是政治比较清明的王朝,一般来说吏治也比较清明,即是吏廉政清。这似乎应该是历史给后来人的一项丰厚遗产。
    历史上的人物应该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廉吏和贪官,忠臣与奸佞,玩弄权术的骗子和忠于职守的君子组成了相互斗争的双方。他们的谁胜谁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兴盛与衰亡。而且,历史是有继承性的。从古自今,忠臣、良奖、廉吏代出不穷;奸佞、降将、贪官史不绝书。像赵高这样祸国殃民的奸邪小人,在历史中仍然不会绝迹。明察秋毫,区别善恶,近君子而远小人,这仍然是现代人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诲。采取措施,严肃吏治,杜绝赵高效应,这便是赵高之流的认识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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