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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苏


     产生悲剧的扭曲时代,把历史任务扭曲了。本应为皇太子的他,却作了赵高屠刀下的冤魂,这便是扶苏的悲剧。
    扶苏,秦始皇帝的长子,约生于公元前242年,死于公元前210年。关于扶苏的史料记载少的可怜,只是从司马迁的不朽之作《史记》中查到一些有关扶苏的为人、出事及其政治观点的基本事实。从这些零星材料中可以知道,扶苏长期在上郡监蒙恬军。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扶苏曾上书谏焚书坑儒事,惹得始皇帝不悦。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始皇帝东巡疾死沙丘时,曾遗诏让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
    这次陪始皇帝东巡的中车府令赵高已看到扶苏继承帝位对他将造成严重的威胁。值得赵高庆幸的一点是始皇暴病沙丘,遗诏尚在手中,为他篡权赢得了时间。始皇帝死后,赵高觉得时机已到,将诏书扣下,大肆活动,杀掉心腹之患扶苏,将“稚蒙”的胡亥拥立为皇帝,为胡亥篡位唱主角。赵高用“长子至,即立为皇帝,而子无尺寸之地,为之奈何?”的话煽起胡亥作皇帝的欲望,成为他谋取最高权力的代言人。继而又威逼李斯就范,赵高在李斯面前说:“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让李斯再三掂量。李斯为求权势,慑于赵高的淫威,丧失了良心,同意与赵高同流合污,以保全自己的相位。李斯采取了“阿顺苟合”的态度,“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始皇帝为扶苏埋下的祸种终于破土而出。赵高、李斯二人导演了“沙丘之变”,使扶苏在劫难逃,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品。
    扶苏成为这场闹剧的牺牲人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只要是他与始皇帝的政治主张、同志思想相悖。《史记.蒙恬列传》说他在监军中,数上书,议朝政。特别是在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将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之后,扶苏向始皇帝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帝对扶苏的谏言不但没有采纳,而是非常反感。对于这样一个和自己政治观点不一的儿子,他的唯一办法是,让扶苏走得远远的,免得在眼前碍事。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那种认为始皇帝使扶苏北监蒙恬军,是让他去基层锻炼的评论,不过是以意度之而已,并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和历史人物的本来思想。另外,从赵高、李斯狼狈为奸的活动中也可看到扶苏与始皇帝的统治思想有分歧。赵高在伪造的始皇帝的诏书中称:“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用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话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总之,从几个方面的史料都证实,扶苏是多次向始皇帝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反对始皇帝的残酷的统治。由于政治态度的分歧,使父子挟嫌,以致疏远,这是扶苏的悲剧原因之一。
    扶苏的思想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他曾拜博士淳于越为师,熟读儒家经典及百家言,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养成了仁懦的习性。当接到赵高伪造的刺死诏书之后,“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阻止扶苏,“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众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扶苏不听蒙恬的忠告,至死不渝地执行了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的儒家思想,这是扶苏“为人仁”的表现。如宋代苏轼评论扶苏是“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明代的张居正也说:“扶苏仁懦”。这是扶苏的悲剧原因之二。
    关于扶苏开始为什么没有被始皇帝立为太子,而后在始皇帝临死时,又下诏“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是有原因的。秦始皇帝之所以一直不肯将长子扶苏立为太子,一方面是因为扶苏是位“不类乃父”的人。另一方面始皇帝也是极自私的人。他虽想传位万世,但主要还想自己多统治一些时期。他多方求不死之药,,以求长生,且至死前还恶言死。他想不到自己会年方五十就去见先祖。所以素立嗣之事,想得也少。到临死前,他不得不考虑帝位的继承人问题,秦始皇帝也无法冲破封建宗法制的绳索,不得已终将让扶苏继位。因为处在当时的形势下,扶苏握有兵权,若不将帝位传给扶苏,怕在他死后扶苏与蒙恬掌握的三十多万军队,“其势足以倍畔”,引起内乱,对巩固新兴的秦王朝不利,再是始皇帝受韩非思想的影响。《韩非子.亡微》中列举了很多可以引起国亡的徽象,其中有“轻其适正,庶子称衡,太子未定而主即世者,可亡也”。意思是说一国人君,不重视嫡长子,把嫡长子与别的儿子同样看待,尊卑不分,太子没有确定下来而人君又去世,那就是亡国的徽象。韩非所说,正好应验秦始皇帝当时的情况。曾经读过韩非的著作而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始皇帝,最后作出了将帝位传给扶苏的决定,但是为时已晚,诏书为发出,他就去世了。为赵高的阴谋得逞创造了时机,这是扶苏悲剧的原因之三。
    扶苏的悲剧。古人有云:“文武之朝多贤良,秦王之庭多不祥”。这是因为秦始皇帝在夺取政权以后的措施,多为疾厉,所谓“秦失之急”。这里的所谓急是严刑苛法,急功迫利,凶暴贪残,君严吏酷。这种时代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秦始皇帝性格和风格的反映”。要在这样的时代下混下去,尤其是头面人物,是不容有独立意志的。而扶苏的性格,恰好又违反了这一点。他曾常上书议论朝政,有不满于焚书坑儒,被始皇帝贬斥是必然的。在他被贬斥后,胡亥以幼子得宠,近在始皇帝左右,又有奴颜婢膝而又阴险多诈的赵高及才能盖世而又得了软骨病失去气节的李斯协助。这样,封建社会中的权利之争,便演变成了血腥的仇杀。扶苏便成了这种仇杀中的冤魂,成了胡亥登基的祭品。有的思想家曾经想将历史假设一下,如果扶苏按部就班地继承了帝位,他会采取比较温和的统治政策。扶苏从小生活在宫廷之中,清楚地看到了秦始皇帝“仁心不施”,严刑峻法,赋敛无度,兵役徭役繁重,大型土木,劳民伤财,使天下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对具有远大抱负的扶苏来说,他会多施仁政,将一触即发的矛盾缓和下来,使民休养生息,这才是已取得统治地位的秦王朝的治国良策。扶苏在用人方面也会选择自己的得力助手,决不会任用赵高之类的卑鄙小人。清代思想家思想家章太炎在《秦政论》中说过:“藉令秦始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后世繁文饰礼之政乎!”这样秦的江山是不会断送在扶苏之手。须知,在秦始皇帝的时代中,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扶苏的这种思想和行为,是不可能得到首肯的,他的死是必然注定的。
    扶苏自杀后,葬上郡。墓在陕西省绥德县城内疏属山巅。墓长三十米,宽六米,高八米,立有石碑一通,上刻“秦长子扶苏墓”六个大字。相传绥德城南一公里处的“呜咽泉”是扶苏赐死处,城北一公里初的晋溪洞,有扶苏赏月的“凉月台”。唐代诗人胡曾在《杀子谷》诗中写道:
 

“举国贤良尽泪垂,
扶苏屈死戍边时。
至今谷口泉呜咽,
尤似当年恨李斯”。


    关于扶苏的后代,日本的史学家曾有认为在应神天皇时,即中国的晋武帝时,有号称弓月君者,率127县人口,逃至日本,居于太和,养蚕织帛。仁德天皇时,赐姓秦。以后秦氏部族滋生18600多人,这便是扶苏的后裔。这仅是一种说法,其真实状况,尚待进一步考察。但至少说明了人心对扶苏的企爱。扶苏虽然成了赵高阴谋的牺牲品,而他那勇武善战,刚毅不阿的精神和温厚爱人的思想,深得人们的敬仰,陈胜、吴广在起义时借用扶苏的名子,号称天下,推翻暴秦,可见扶苏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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